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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86年回顾

来源:政治理论教研部 刘志强 | 发布时间:2007-07-03 | 浏览量:

一、 社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潮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落后而挨打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切身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被奴役的局面,必须使中国现代化。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观察,中国社会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步入资本主义。但是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当时有两大障碍,一是帝国主义阻止中国现代化,二是中国的反动政权保护封建制度,阻止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必须扫除这两大历史障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独立,反对封建主义实行人民民主就成为两股历史潮流,就成为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成为检验各个党派是否进步的唯一标准。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割去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中国沿海的航行权被英国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所垄断;中国长江航运权被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所垄断,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航运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税收大权早已由不平等条约所操纵。1921年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增加中国关税。他指出:列强向中国输出商品只要交5%的关税,而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要交25%的进口税。中国向日本输出生丝要交30%的关税。更有甚者,中国向日本输出烟叶要交纳300%的关税。顾维钧要求会议通过中国增加关税12.5%的提案。当时美国同日本有矛盾,双方在争夺太平洋国家。美国代表恩特华特支持顾维钧提案,日本代表则坚决反对,因为日本向中国出口货物最多,占中国进口量三分之一,中国增加关税,日本缴纳最多。由于会上意见不一致,最后各国达成一个折衷协议:暂时给中国增加关税2.5%(后来称为二五关税附加税)。即使是这样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妥协方案,日本也拒不接受,无理地向顾维钧提出除非在其他方面给日本最惠国待遇,否则日本决不接受二五附加税方案。中日谈判了十几次,顾维钧坚持不给日本最惠国待遇,日本也拒不交纳二五关税。直到1927年张作霖入主中原,在北京当上大元帅,因财政无着强行收取二五附加关税。张作霖此举得罪了日本人,这也是后来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原因之一。

  帝国主义用种种特权,特别是关税卡住了中国的喉咙,使中国民族企业无力同洋人竞争,中国民族资本也迟迟不能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中国现代化无以实现的主要障碍。

  封建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社会要进步必须结束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迫使各个企业不断创新,必然要求发展高科技,要求发明创造,于是有蒸汽机、汽车、电信的出现,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所以在当时,结束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进步。

  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有它特殊的困难条件,这就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完善了,它的君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制度完善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凡是封建社会需要有的东西,中国都应有尽有。例如科学技术,封建自给自足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天文学、算学、农学、医学,中国都发展到顶峰,而且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年之久。完善的封建制度扼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这就需要外力的推动,比如后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运动。

  许多人曾经抱过幻想,以为西方列强到中国以后会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帮助中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结果,这个希望落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不但丝毫没帮助中国步入民主主义,相反地却支持慈禧王朝,维护封建统治,维护落后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这样,封建王朝同帝国主义就成为结束中国封建制度的主要障碍。中国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二、 反帝反封建的28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目标是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为了改造社会,必先改造政治。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态度暧昧,保护封建土地制度,压制民族资本发展。这两个政权的所作所为,都是保护落后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社会制度。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前28年,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28年,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的28年。

  中国共产党前28年有以下几个关键事件,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为重,顺应历史潮流。

  第一,实行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共产党此举实为联合革命势力反帝反军阀。国共合作后迅速掀起“五卅”反帝大风暴、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运动。共产党联合同盟者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八七会议,走向农村。1927年发生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终止同国民党合作,决定走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这一被迫的选择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任务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中共许多领袖人物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能帮助农民冲出封建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也就是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才能帮助农民结束剥削。

  第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侵入华北,野心是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依然不顾民族危机,坚持消灭红军。对日本侵略,蒋介石总是借口“国联解决”(注:国联相当于后来的联合国),为他的不抵抗政策找借口。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后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定为后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三、 实现现代化的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17年,是大搞经济建设的17年。国家已经独立,封建土地制被掀翻,反动政权已被推倒,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已被扫除,从此,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尽管后来出现了诸如大跃进这样的主观蛮干错误,但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主题。前3个五年计划的施行,为以后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也让中国人民从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看到希望,这是那个年代能够凝人心,形成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局面的根本动力所在。

  邓小平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左”的错误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20年,其中有10年是文化大革命。前几个五年计划,人民满怀希望地建设家园,即使在困难时期依然满怀对未来的希望。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人们的这个希望。这些“左”的错误完全离开现代化的轨迹,完全脱离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严酷的阶级斗争和不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被历史所抛弃,因为它违背历史潮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结束了“左”的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在现代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变被动现代化、盲目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科学现代化。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找到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总结,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现代化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经验有两点:其一,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要紧紧抓住社会全面现代化这个主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使经济和社会达到全面发展,努力达到人民共同富裕与民主。其二,从邓小平开始的几代领导人勤于探索,成功地进行理论转变和理论创新,使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由被动、盲目到主动、自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今后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能勤于探索,勇于创新,中国现代化事业更能大踏步前进。